万历十五年

黄仁宇-万历十五年

内容概要: 奇遇君读万历十五年

编者按:
中国历史上300年的治乱循环以及近代以来的落后挨打,其根本原因都是儒家教育的失败。 因为儒家本质上应该是一种道德修养,是一种人生哲学,而不是治国理政的标准。 所以以‘半部论语治天下‘必然是要失败的.
而且儒家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以及后人的扭曲,早与春秋战国时期,汉朝时期‘既能提笔又能上马‘的儒家大相径庭, 培养出来的是‘一心想当官,一心想发财’的虚伪的士人阶级

看完了黄仁宇先生的《万历十五年》,颇有些感触。想起狄更斯的这句话:这是最好的时代,这是最坏的时代。

嘉靖年间,文官集团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,已是登峰造极。嘉靖帝二十年修仙问道,不理朝事,内阁运转如常,国事亦按部就班处理,只因一群能臣撑起了大明的脊梁。后隆庆帝继位,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在政治舞台上各展手腕。六年后,年仅九岁的朱翊钧继位,这就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达四十八年的万历帝。徐阶引退后,张居正在与高拱的斗争中取得胜利。成为内阁首辅后,这位明朝第一政治家,开始大刀阔斧的实现他的政治抱负。采用考成法,整顿吏治;推行一条鞭法,减少百姓众多名目纷杂的徭役与赋税;丈量全国土地,以期改善朝廷的财政危机。还有赏识重用戚继光,戚继光担任蓟州总兵十五年,张居正支持他进行军备改革,使大明北边国防无虞。张居正自身并非清正廉洁,与海瑞相比,甚至可以说,为了达到他的政治成效,喜欢任用亲信,也不放弃一些物质上丰富的享受。只是海瑞之清廉正直,严苛对己待人,其气节可以傲霜雪,却非国之栋梁,可以治一方地县,却未能拯救整个国家。张居正却担得上治世能臣,国之栋梁。只因他确是在为国家做实事,为百姓谋福祉,凭一己之手段,试图将大明朝这座大厦将倾之态挽回。他本可以做到,只是他病逝得太过突然。尔后,倒张运动开始,张居正家产被抄,家人流放,万历帝甚至想要开棺鞭尸,只是诸多文官劝阻这才作罢。最令人痛心的是,张居正死后,他的所有心血化为乌有,所施行政策尽数被推翻,可悲可叹。

再来说说万历皇帝,明神宗朱翊钧,九岁时登基,在为四十八年,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。万历登极之初,就以他高贵的仪态给了臣僚们深刻的印象。他很聪明,五岁就能读书,九岁登基,应对各种繁复典礼,未曾出过差错。万历和他的两位母亲仁圣皇太后和慈圣皇太后,对张居正有特殊的尊重,并称之为“元辅张先生”。在万历心中,他的老师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。由于这种全心的信赖,万历在位之初十年,张居正得以施展他的政治抱负,进行一系列改革措施,以期国富民强。在张居正和两位太后的严厉督导下,万历励精图治、勤俭节约,有勤勉明君之风范,就连宫中都开始节约物力。这里要提一件事,万历曽想为他母亲修理装潢宫室以表示孝思,张居正以节俭之名进行阻止,万历遂作罢。总的来说,万历即位的第一个十年,即1572年到1582年,为本朝百事转苏、欣欣向荣的十年,国力得到恢复,开创了“万历中兴”的局面。1582年,元辅张居正溘然长逝。在张居正去世的半年中,万历摆脱翰林学士的羁绊,他励精图治,一连串重要的国家大事,尤其是有关人事的安排,都由他亲自作出决定。只是没过多久,反张运动开始,张居正很快被盖上诸多罪状:欺君毒民、接受贿赂、卖官鬻爵、结党营私……这使万历帝感到震撼与伤心,他曾经信任的老师张居正,言行不一,他满口节俭,私生活却极其奢侈。他还积聚了珠玉玩好和书画名迹,还蓄养了许多绝色佳人。这也使他认识到了人性阴阳两重性,既有道德伦理,就有私心贪欲。1587年,万历皇帝二十四岁,但登上天子宝座已十五年。他渐渐看清,那些文官的虚伪,他们用道德上的辞藻作为装饰,实际上却是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,党同伐异。他也开始明白,自己虽贵为天子,却毫无自由可言,他只是一种制度需要的产物。对单调的生活和需要应付的礼仪,万历开始感到厌倦。上一年,他主持殿试,题目是“无为而治”。种种迹象可以看出,万历对生活的厌倦要付诸行动。这里还需提及一人,后来被封为皇贵妃的郑氏,万历一生最为心爱的女人。万历皇帝想让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,文官集团却不允许他废长立幼,这造成他与文官集团的长期对抗。出于报复的意念,万历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做长期的消极怠工。他对臣僚的主张,既不接受,也不反对,而是漠然置之。他不再出席各种法定礼仪,高级职位出缺,他宁可空着也不派人递补。这样的消极怠工,虽不至于让臣民造反,却给文官集团造成了不可收拾的损伤,这个庞大帝国政事每况愈下,开始步入危机,恢复正常步伐的机会就此失去。

1644年,李自成攻入北京,崇祯帝自缢殉国,明朝覆灭。从前看到这里,总觉得很可惜,会有种种假想。若崇祯没有裁撤驿站,导致李自成失业,又或者没有东林党那帮文人的党争,大明朝或许还能得意存续。从前总以为历史充满很多偶然性,现在看来实则不然。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,不是这根,也会是另一根,因为这个骆驼已经濒临死亡、回天乏术。按照黄仁宇先生的“大历史观的观点”,需要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,而不是一人之贤愚决定历史发展。

最后以《万历十五年》全书最后两段作为结尾:

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,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定,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,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,必然受到限制。即使是宗旨善良,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。1587年,是为万历十五年,次岁丁亥,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,无事可记,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。在这个时候,皇帝的励精图治或宴安耽乐,首辅的独裁或调和,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,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,思想家的极端进度或者绝对保守,最后的结果,都是无分善恶,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,有的身败,有的名裂,还有的人身败而兼名裂。

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。万历丁亥年的年鉴,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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